也说太史公之受刑
前日，完成了四韵之《咏史迁》，在叹服太史公司马迁的风骨之余，猛然间也想起了汉武帝，他勉强还能算是个明君。因为，在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之后，汉武帝曾通读过，对于司马迁所载他的文成将军等事，虽然很是闹心但并没有下令查封《史记》，也没有杀戮司马迁。据《汉旧仪》所载：“司马迁作《孝景本纪》，极言景帝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”在这里，武帝对于司马迁的秉笔直书只是“怒”，其处置方式也仅是删削那部分逆耳的文字。作为一代叱咤风云且使匈奴数百年之间不敢南下牧马的君王，武帝虽不乏暴戾事迹，甚至还酿成了巫蛊冤案，乃至自残骨肉。然对于司马迁的直批逆鳞，武帝虽不悦然也还能忍，对于司马迁的极谏李陵投降一事，因关涉到对匈奴战局，武帝在处罚司马迁时也还能考虑保留他的生命。如此看来，汉武帝虽不是贤君，但他也绝不是昏君，至于他的暴戾，既有个性的因素，更有封建制度的桎梏与外戚争斗的因素在。
其实，在武帝之前，帝王杀戮史官的事迹时有发生，有的事迹甚至还留存于史籍之中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所载崔杼弑君一事，便是其证。作为齐国的重臣，崔杼因庄公“淫于崔氏”，因设法抓到现场并当场处决了庄公姜光。作为崔杼本人，为了雪耻固然可以侮辱庄公但不该一定要杀死他，作为君臣之礼他明显地有所僭越。面对这一现实，当时的史官是怎么处理的呢？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载：
大史书曰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子杀之，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大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，乃还。
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尽在用字之上，一个“弑”字便已昭示了犯上，崔杼因为此事也被载入了史册的负面事迹之中。在这里，崔杼一共杀了三位史官，第四位史官在前面三位兄长遇害的重压之下，依然秉笔直书，这便足可见出中国史官的节气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中还特矜了史官董狐的史笔，据载晋灵公很不遵君道，干尽了坏事，因被赵盾的族弟赵穿攻杀于桃园。对于此事，史官董狐秉笔直书曰“赵盾弑其君”，原因是赵盾身为正卿，“亡不出境，返不诛国乱”，因而罪责难逃。孔子听闻此事之后慨叹道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；宣子，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惜也，出疆乃免。”对于灵公的诛杀，赵盾并无直接责任，按照现今的法律，赵盾是可以免受牵连的，然在古代作为重臣的赵盾，他出亡没有越过国境，返国又没表明讨贼的态度，自然难以幸免。
不惧淫威，面对死亡而秉笔直书，这便是中国史官的节气，因而使得为所欲为的帝王面对后世的名声也有三分忌惮。在汉武帝之前诛杀史官之事便屡屡有之，而武帝在亲览太史公文字之后，还能不处罚司马迁，应算是够宽容的了。至于司马迁的遭受宫刑，那是因为他极谏李陵投降一事，然不管李将军一家如何战功赫赫，但李陵投降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另一方面，面对李陵的降敌，此时如果不去责罚李陵，反而重罚处在前敌的李广利，势必引发战局不可收拾，甚至造成全线崩溃的结局。如此看来，武帝重罚司马迁以制止朝堂上为李陵辩护之声，对于稳定前线的局势是非常重要的，应不完全算是昏君之举。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