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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话任诞篇之饮酒  

2017-05-11 12:56:06|  分类: 雜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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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话任诞篇之饮酒

      作为酿酒古国,中国对酒的酿造有着悠久的历史,在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集《尚书》中,就收有《酒诰》一篇。《酒诰》系周公旦告诫年幼的康叔不可因酗酒而乱朝纲,并对举国执行“无彝酒,执群饮,戒缅酒”的禁令。但禁酒终归禁,后人照饮不误,文武精英无不豪爽饮酒,由是诗人的歌词中不断地飘着酒香,武士的格斗中也均仗着酒力,遂积淀成中国悠久酒文化历史。到了晋人那里,饮酒更是一种时代精神,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陈留阮籍、谯国嵇康、河内山涛与沛国刘伶、陈留阮咸、河内向秀、琅邪王戎七人“常集于竹林之下,肆意酣畅”,于爰有“竹林七贤”之称传世。

《世说新语》设有“任诞”一篇,辑录了不少晋人放诞的言语及行为,其间饮酒一项就颇可引起后人的注目。例如周顗“恒大饮酒,尝经三日不醒”,以故时人称他作“三日仆射”,又如张翰纵任不拘,他留下了“使我有身后名,不如即时一杯酒”的壮语,再如王恭,他认为名士不一定是奇才,只要“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”,便可称名士。于是各种与饮酒相关的掌故纷至沓来,诸如“三日不饮酒,觉形神不复相亲”(王忱语)、“酒正自引人着胜地”(王荟语)、“一手持蟹螯,一手持酒杯,拍浮酒池中,便足了一生”(毕卓语)等,无疑折射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之一斑。王徽之由雪夜饮酒进而去访戴逵,“经宿方至,造门不前而返”,留下了“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”的隽语,至今尚为人称颂。阮修用百钱挂在杖头,他从不赴显贵之家,偏喜往酒店畅饮;刘昶则不择对象均可与之共饮,所谓“胜公荣者,不可不与饮;不如公容者,亦不可不与饮;是公荣辈者,又不可不与饮”; 张湛酒后所唱的挽歌则甚为凄苦,乃至桓冲有“卿非田横门人,何乃顿尔至致”之致诘。以上怪异举动,表面上看来是东晋士人的放诞不经,其实正好折射了东晋社会之矛盾种种,尤其表现了司马氏政权的病入膏肓。唐人房玄龄在编写《晋书·宣帝纪》时,转引司马懿后人司马昭与王导谈论高贵乡公事时所说“若如公言,晋祚复安得长远”一语,足见“内忌而外宽,猜忌多权变”乃晋代上层社会之特质。

由于统治阶级的善于权变,诸多俊秀才士不幸惨死司马氏的屠刀下,浮生若梦的情韵一直笼罩着晋士大夫的意识形态,因而士人非但借饮酒以排遣烦恼,亦借饮酒以全身远祸。据《晋书·阮籍传》所载,阮籍便因酗酒而躲过了多次无妄之灾。《晋书》本传载司马昭曾想“为武帝求婚于籍”,面对这样不可推托且又不甘之事,阮籍居然醉酒达六十天,让司马昭“不得言而止”。《任诞》载阮籍丧母,他当着晋文王的面饮酒食肉,且面对何曾的非议而“饮啖不辍,神色自若”。其实,这并不意味着阮籍无丧母之痛,相反他是以反于常俗的方式来尽其哀,在葬母的那天,阮籍还“蒸一肥豚,饮酒二斗”。可就在他母亲下葬的哪一刹那,阮籍竟然大号一声,随后吐血,以至重病良久不起。寻常中,阮籍处事不恭,据说步兵校尉厨中藏酒百斛,正好校尉职位空缺,阮籍便请缨赴任,可等酒喝完他便自动解职了。据说他曾喜欢东平土风,晋文帝便许其为东平太守,可他到任乃尽拆府第照壁,使里外通透,在那清居了十多天便骑驴回家了。据说阮籍邻居有美妇开间酒店,阮籍便与王戎常去那饮酒,醉了就睡在美妇身边,可他却并无任何不良之举。刘孝标的注文还补充了一则趣闻:“籍邻家处子有才色,未嫁而卒,籍与无亲,生不相识,往哭尽哀而去。”这些充分体现了阮籍和嵇康一样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,尽去礼教文为,而让自己性灵得以如是展现。而其平昔酗酒,就如王忱所谓“阮籍胸中垒块,故须酒浇之”而已。

《任诞》中所载饮酒事,更还有刘伶戒酒故事值得一提,姑录原文如下:

刘伶病酒,渴甚,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,涕泣谏曰:“君饮太过,非摄生之道,必宜断之!”伶曰:“甚善。我不能自禁,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!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: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,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,一饮一斛,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!”便引酒进肉,隗然已醉矣。

因饮酒而生病,哪怕病入膏肓,也还要饮酒,这既是刘伶的秉性,又是他充分彰显自己性灵的表现。更有甚者,刘伶还常裸饮室中,面对别人对他相讥,你猜刘伶怎么回应?他说:我是把天地当作自己的宅第,把这屋子当作自己的裤子,你好不明事理,竟然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。如此酒中天地,如此酒中境界,若无彻底摆脱礼教的决心,是断乎不敢有如此破格之举的。刘伶等士子终日过着似醉非罪的日子,这正好与晋代如同照着哈哈镜的社会形态相应,以颠倒来应对颠倒,以荒唐去回应荒唐,乃是这些士子选择饮酒的缘故。

阮籍的侄子阮咸之饮酒,颇有与刘伶相似之举。他的饮酒是会集阮氏宗人共饮,不用酒杯,就用大瓮盛酒,大家围坐瓮前共酌。当时有群猪赶来凑热闹,可阮咸并没有去驱赶猪,而是实行人猪共饮。如果说刘伶的裸饮展现了其心量之广大,那么阮咸的与群猪共饮则展现了其物我平等的境界,二者诚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   从东晋士子的放纵中可以见出其社会的无奈,在貌似荒诞的士子举止中正好折射了司马氏政权的无赖,时过千七百年之后的人们浏览此些文字,自然在捧腹之余不免为当时士子扼腕。《世说》虽是纂辑士人片言只语与简略行径的集子,然其语语皆有分量,行行均耐人寻味,这便是历史文化给后人的滋润与受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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